“像抓酒駕那樣治理假貨”再起激辯 你站哪隊？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公開呼吁“像抓酒駕那樣治理假貨”。打假，這個常常攪動輿論的話題，再次闖入公眾視野。

一些企業(yè)界知名人士表示支持馬云，但也有評論人士認為，制假售假問題遠比酒駕牽涉更多利益，難靠法治治好。

“像抓酒駕那樣治理假貨”，可行嗎?

人性之病，法律難治

甲丁(自由撰稿人)

在我看來，“像抓酒駕一樣打假”是脫離中國社會現(xiàn)實基礎的“烏托邦”理論。

制假售假產業(yè)鏈遠比酒駕復雜和龐大。在中國，數(shù)量頗大的假冒偽劣產品擁有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進而存在根深蒂固的生產、線下分銷或者線上銷售的“供應側”。在某些東南沿海省份，這樣的產業(yè)鏈甚至支撐著地方經濟。

以酒駕入刑重塑人們“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的習慣，對白酒產業(yè)影響微乎其微;但要動真格打掉制假售假產業(yè)鏈，指望嚴刑峻法未必能實現(xiàn)。

酒后駕車，一旦被查處，就面臨扣分、取消駕駛資格甚至拘留、入刑的高風險。很多人本來就不愛喝酒，再計算風險成本，就很容易達成抵制酒駕的社會共識。

可制假售假不同。只要有100%的利潤，就有人敢于冒殺頭的風險。酒駕易戒、制假難改，兩個完全不在同一量級的事情不能混淆。

制假售假和知假買假都是人性之病，靠加重刑罰治不好。

法律不是萬能的。人性弱點中，最可怕的就是趨利與避害的天平失重，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對其潛在害處選擇性失明。這無關素質、人種、社會地位與學識，而是出于個體對于利害關系的權重考量。

在假貨泛濫的一些地區(qū)或者國家，極易形成互害型社會，人人都感覺到來自上游他人制假售假的傷害，但卻無法對其進行制約，只好反過來做同樣的事情，去侵害更下游的人，以期形成對自己利益的間接補償。

制假與售假是深藏于人性深處的惡，隨時可能爆發(fā)出來，極難根治。馬云想用法律來完成對制假售假的“終極殺”，那就像當年他試圖用一本中國黃頁就開啟互聯(lián)網大業(yè)一樣，注定行不通。

假貨線下治理能力莫停留在傳統(tǒng)工業(yè)年代

朱巍(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年2月，阿里年度打假工作交流會公布了一組數(shù)字：阿里平臺治理部經大數(shù)據(jù)和人工查出了4495個遠超五萬元起刑點的制假線索，但執(zhí)法機關受理的僅有1184個，公安機關能夠依法進行打擊的只有469個，截至消息發(fā)布之日，已經作出刑事判決的僅有33例。

這是一組令人震驚的數(shù)字，四千多個制假線索，有判決結果的不足1%。絕大多數(shù)的制假者逃過了刑事處罰，依舊與平臺和監(jiān)管者“斗智斗勇”，“活躍”在制假販假的舞臺上。

治理假貨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不可能僅依靠某一個平臺單獨完成，而應包括全社會消費者、政府執(zhí)法部門、司法部門等多方共治才能取得實效。

首先，平臺的責任和性質應該厘清。如果平臺履行了法定責任，但確實沒有辦法有效杜絕假貨蔓延，那就該究其根本，對癥下藥。眾所周知，假貨來源于線下，不能根除線下生產窩點的打假行動，就好比與虎謀皮。

其次，假貨的線下治理存在立法和執(zhí)法上的難題，假貨的線下治理存在很多制度上的障礙，已經嚴重落后于線上的治理水平。

假冒偽劣商品的刑事法律認定過于狹隘，導致舉報數(shù)量與最終刑事責任承擔量之間呈現(xiàn)巨大反差。執(zhí)法體系缺乏聯(lián)動性，違法者的犯罪成本低，不能有效震懾制假售假者。眼下的假貨線下治理能力仍停留在傳統(tǒng)工業(yè)年代，缺乏應對大規(guī)模產品銷售平臺化和互聯(lián)網+意愿經濟時代的措施。

未來，治理假貨要有新思維。平臺也要進一步改進打假思維和工作方式，形成更有針對性的證據(jù)鏈體系，政府應賦予平臺更多線上自治的權利，線上問題，線上解決。當然，平臺也應該承擔起相關責任。

嚴刑峻法不是打假必殺技

程樂(深圳私營業(yè)主)

首先，倘若只要嚴刑峻法就管用，打假反倒簡單了，動不動“殺無赦”就可以了。但可惜，法律是要講責罰相當、程序正義的。如果你今天為了一個目的，要求科以重刑，明天又為了一個主張，要求立法嚴懲，那么請問：憑什么可以要求重罰制假售假者，而隔壁老王老婆跟別人跑了，他就不可以這樣要求呢?

制假售假和酒駕其實根本不是一回事。有需求就有供給，這是經濟學的規(guī)律。只要有人愿意知假買假，那么制假售假的龐大產業(yè)鏈就不可能斷絕。

世界上有國家如美國確實對制假售假奉行重典，但也有一些北歐國家，其國民人口監(jiān)禁率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數(shù)據(jù)顯示，財富分配越均等的國家，國民監(jiān)禁率和重新犯罪率越低。

所以，制假售假不僅是個人問題，也是社會問題;解決起來要依靠平臺、企業(yè)、司法機關的共同治理;也要依靠消費者普遍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主動對假貨說“不”;在中國國情下，可能還要依靠地方政府摒棄只顧經濟發(fā)展的發(fā)展慣性。

近年來，假冒偽劣商品已經從以往的奢侈品牌逐漸蔓延到危害消費者健康安全和人身安全的食藥、日用品和服務業(yè)領域。打假形勢嚴峻，確實不容樂觀。

但打假不可能單憑加重刑罰就一下子輕松解決。

刑法要從寬從恕，而不是從嚴從苛，這才是世界的潮流。我們當然要打假，但嚴刑峻法并不能一擊而中。“像抓酒駕一樣××”不是萬能句式。不要老想著畢其功于一役，復雜的現(xiàn)實世界里，沒那么多必殺技，更多只是按下葫蘆浮起瓢而已。

加大懲戒力度方能根絕互聯(lián)網制假售假

朱樹明(北京市大安律師事務所律師)

制假售假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危害市場秩序，甚至侵害消費者生命安全，可以說天理難容。由于互聯(lián)網飛速發(fā)展，網絡售假十分猖獗，并且存在隱蔽性強、人數(shù)眾多等特點，給廣大消費者帶來的影響更加惡劣。

立法是打擊制假售假行為的根本和基石，凈化制假售假行為，立法應當是重中之重。根據(jù)我國刑法規(guī)定：制假售假的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的才追究刑事責任。在互聯(lián)網上售假范圍十分廣，假冒偽劣商品是對不特定人造成的危害，應該屬于危險犯。因此，在立法層面應當是只要有制假售假的行為，就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此外，即便是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內，各個執(zhí)法機關也沒有嚴格按照法律的規(guī)定追究相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從阿里巴巴提供的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四千多個制假線索，追究刑事責任的概率僅僅為0.7%。這里面既有客觀原因，也存在主觀原因，導致很多應該追究刑事責任的人員逍遙法外。

根據(jù)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規(guī)定，買到假冒偽劣商品，最多可獲10倍賠償。但是通過互聯(lián)網銷售的假貨，大多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本身價格就不高，假貨的價格就更加低廉，雖然最高可獲10倍賠償，其實大多數(shù)沒有多少價值。而消費者為了獲得賠償，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維權。

總的來說，破除制假售假之殤，應從立法上加大懲罰，行政、司法上嚴格執(zhí)法，提高民事賠償數(shù)額，建立經營黑名單制度，這樣必然能夠凈化市場，維護廣大消費者權益，保護權利人的知識產權。